关于BB贝博艾弗森前身贵州省立贵阳医事职业学校（文中简称“学校”）的成立，有一个由“卫生人员训练所”改名而来的说法，如 “民国28年（1939年）9月8日 贵州省立卫生人员训练所改为贵州省立医事职业学校” [1]。在BB贝博艾弗森校史馆中（2026年5月），也有同样描述。在查阅史料中，关于“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卫生人员训练所”“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等名称常见于各文献中，他们究竟是一回事或不是一回事，学校的成立或与其中哪一种有关联？本文拟对其溯源并理清他们与学校成立的关系。 （文中所言“署”“部”“院”等机构名，皆指民国政府下各组织机构）

一、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2][3][4][5][6][7][8][9]

（一）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红十字总会根据战时医疗、战伤救护的需要，于1937年12月6日，在武汉成立了红十字会总会临时救护委员会，1938年6月，临时救护委员会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林可胜担任总队队长。

1938年，红会救护总队与卫生署合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1938年6月21日，卫生署正式颁布《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组织章程》及《训练委员会组织章程》。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在长沙正式开班。1938年秋，因武汉战事吃紧，训练班迁往湖南祁阳，10月又迁往广西桂林，后桂林遭敌机轰炸，遂于1939年2月迁往贵阳图云关。1939年4月7日，卫生署长颜福庆下令结束所有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4月12日，内政部呈文行政院，4月17日行政院正式指令内政部，批准卫生署结束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

（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

1939年3月，内政部、军政部颁布《内政部、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组织章程》，原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改为由内政部卫生署和军政部军医属联合主办，组织系统略有扩充。改称“内政部、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

1939年4月13日，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在贵阳图云关正式开班。

1940年8月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改隶直属于军政部，全称“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常被简称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

1939年9月起，训练所相继在陕西褒城和江西上饶开设一、二分所，继而在湖北老河口、四川黔江、湖南安东和昆明分设三、四、五、六分所。训练所成立分所之后，位于贵阳图云关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又改称“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仍由林可胜（兼）总所主任。

1942年9月，战时卫生人员训训练所和救护总队正式分家。中国红十字会接手救护总队部，负责救护工作，而林可胜继续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的工作，专责军用卫生人员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林可胜以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实习医院和抗战迁来贵州安顺的民国陆军军医学校为基础，与1946年在上海组建了国防医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创立了中国的军医教育体系。1948年国防医学院迁至台湾，1949年5月，上海军事接管委接管了原国防医学院校舍、国民党联勤第二总医院全部设备及部分人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医学院在上海成立了华大军区人民医学院，1951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2017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二、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10][11][12][13][14][15][16][17]

[18][19]

（一）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始于战前

国民政府于1927年在内政部下置卫生司，1928年11月改为卫生部，1931年撤销卫生部，改设卫生署，隶属于内政部，1936年隶属于行政院。

1935年，卫生署得到美国罗氏基金会捐赠，以培养和传播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知识为目的，开办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成立了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设有特别医师班、公共卫生医师班、公共卫生护士班、妇幼卫生班、卫生稽查班等。学员由各省医院、卫生院于在职人员中选送，训练期约为三个月至半年。后训练班改为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并在卫生署大院内建筑教学楼及礼堂各一座。后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成为卫生署下附属机关之一。一直履公共卫生人员培训职。

（二）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组入中央卫生实验院

抗战爆发后，1938年5月，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由南京经长沙迁至贵阳（先在两广会所，后迁往威西门），1938年6月，贵州省卫生委员会即与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人训练所签订了合作办法。朱章赓、姚克方先后任所长，办有公共卫生医师班、护产班、卫生佐理员班、防疫卫生人员训练班。

1941年4月12日，卫生署根据行政院命令宣布废止《修正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章程》，并公布了《中央卫生实验院组织规程》, 卫生署将原卫生实验处、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及中央卫生试验所三个机关合并在重庆歌乐山组成中央卫生实验院，任命李廷安为院长，朱章赓为副院长。从此，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成为卫生署中央卫生实验院的下设机构。由该院继续办理专业人员的训练[3]。（中央卫生实验院1946年迁回南京，国民党败退台湾前研究院人员被疏散，仅少数人留守，1949年南京解放，疏散人员逐渐被召回。1950年南京大部分研究单位迁往北京，与中央卫生实验院北京分院合并成立了新中国的“中央卫生研究院”。）

（三）中央卫生实验院与贵州省合办贵州省卫生人员训练所

1941年9月，中央卫生院与贵州卫生委员会合办贵州省卫生干部人员训练所。训练所先后由朱章赓、姚寻源任所长，办有公共卫生医师班3班，护士、助产士班3班，卫生检验员2班，环境卫生员1班，药剂员1班，共培训学员139人。

（四）贵州省卫生干部人员训练所移交贵州省终并入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

1943年8月1日，中央卫生实验院将贵州卫生干部人员训练所移交贵州省政府，改组为贵州省卫生干部人员训练所，隶属于省政府卫生处，姚克方、石茂年、沈铎、程本礼、谷逸民先后任所长。贵州省卫生干部人员训练班设有公共卫生医师训练班、护产士训练班、公共卫生佐理员训练班（包括检验员、药剂员、医护员、环境卫生员、生命统计员、口腔卫生员等）。1946年，贵州省卫生干部人员训练所并入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

三、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的区别

民国时期卫生署所设“训练所”，是一个机构或一级组织名称，由“所”开设各种具体的培训人员的教学结构，训练所内所开设的班和班的所在地，也可能被叫成“所”。

战时，有两大“训练所”，一是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二是 “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因为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名称成分“卫生人员训练所”，常被简称为“卫生人员训练所”或“训练所”，就具有了名称上的共同性，因此极易被混淆。在读史料中应注意加以甄别。

1. 地理位置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建立于抗战时期，迁至贵阳图云关后至改称

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一直定住在图云关直至战后组入国防医学院。

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始于战前，战时迁往贵阳，一直在贵阳城内（两广会所-威西门[20]），直至1941年迁往重庆组入中央卫生研究院。

1. 隶属关系与名称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隶属于卫生署转为隶属于内政部、军政部，全称是“内政部、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而“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一直隶属于卫生数署（后转隶属于卫生署中央卫生实验院），全称是“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除隶属关系所构成前缀区别外，还有一个就是“战时”与“公共”的区别，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是为“军”“战”服务，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是为“地”“民”服务。

从卫生署将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卫生实验处及中央卫生试验所三个机关合并组成中央卫生实验院一事来分析，卫生署是不可能将隶属于军政部下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轻易纳入自己属下的。只能是“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本身隶于卫生署属下，这样合并才是易行的。

很多史料中涉及到“卫生人员训练所”，往往都会往图云关关联，

皆因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都在贵阳，而图云关在战时是赫赫有名之处。当时的贵阳图云关是后方的医疗救援中心，那里聚集了众多的国内医疗队、医疗机构以及援华医疗机构及美军医疗机构，而同设于该地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其任课教师也来自于这些医疗机构以及当时已经成立的贵阳医学院和西迁而来的湘雅医学院，这些教师大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都是当时中国医学界的精英，在有关这些人物的介绍和回忆中都会提到这一段经历。又因为“救护总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班）”在战时战场救治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影响深远。又因此很多人后期回忆中，往往将“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简称为“卫生人员训练所”，于是就有读者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与“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两个都简称为“卫生人员训练所”的机构混为一谈。

1. 负责人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从成立到组入国防医学院，除1942年至

1943年间林可胜随远征军出征缅甸、印度期间及1944年至1945年间赴美期间暂时有严智钟和卢致德任代主任和主任外，一直是林可胜负责。

而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负责人至少有朱章赓、姚克方等。另外，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所长朱章赓、姚克方等均在地方政府中担有职务，而林可胜没有地方政府的任职。

四、“卫生人员训练所”与贵州省立医事职业学校设立的关联

针对文献[1]“贵州省立卫生人员训练所改为贵州省立医事职业学校”一说，笔者试做以下讨论。

首先，从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的始终来看，该训练所与学校成立无关联。同样，从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的历史得知，虽最后部分归入了学校，但该所与学校的成立之初也无关。

二是以程本礼之回忆[21]，学校创立之处借用大井坎正谊小学校舍，系因为日机轰炸，“各小学纷纷迁离市区，所以得以用该空置校舍班学”，如此清晰的回忆中并未提及“训练所”。从学校成立之初的借用大井坎正谊小学校舍办学来看，如果是从一个训练所（培训机构）改名而来，为何不直接用原来培训机构的校舍而要另寻他处，如果是因为原来训练所校舍面积不够，那当年一个私立小学会有什么样的校舍规模？学校由训练所改名看来似不成立。

三是从学校的校长系由当时省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来看，如果原来存在一个“省立卫生人员训练班”且在此基础上改名为“贵州省立医事职业学校”，一般说来，改名称，几乎原班人马不变，校长的任命自然应由原“训练所”所长改任。学校成立之处由贵州省政府卫生委员会主任常务委员何辑伍担任，这些迹象表明，学校的成立有理由认为是独立成立而非改名而来。

四是据曾任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校长程本礼的回忆提到，贵州省立医事职业学校创办之初，“聘请各医疗单位医师及医学院的教师，兼任各科教员”[21],说明学校创办之处尚没有自己的固定的教师，如果学校系由“训练所”改名而来，应不该存在此问题，因为“训练所”本身就有师资。

五是在1938年5月，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迁来贵阳后，即与贵州省卫生委员签立了合作办法[22]，贵州省需要培训卫生人员即可由“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承接，如1939年5月，贵州省即由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代为训练技术助理员，训期6个月，由贵州省予以支出经费[23]。此举也可说明贵州省当时并无一个“省立卫生人员训练所”，从许多研究贵州省抗战时期医疗卫生的文献来看，均未提及到贵州有一个名为“省立卫生人员训练所”的机构。文献[1]所提及的“省立卫生人员训练所”，极有可能指得是卫生署中央实验院将贵州卫生干部人员训练所移交贵州省之后的“贵州省立卫生干部人员训练所”。

钱允中文说到“四十年代初，国民党卫生署卫生实验处有两广会馆迁至威西门外石板坡，举办一个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大学毕业生学习公卫课后，从事公卫工作。以后又办了中级卫生人员训练班。后卫生实验处迁重庆，中级卫生人员训练班改为省高级医事职业学校，由沈铎负责” [20]，这里，钱文所提到的“训练所”，根据时间关系推断，指的应是卫生署中央实验院与贵州省合办的“贵州省卫生干部人员训练所”移交给贵州省并并入学校的时期，文中提到的“沈铎”，据史料显示，沈铎任学校校长时已经是第六任了（此前分别有何辑武、陈淑珠、姚克方、石茂年）。这里的“改为”应理解为卫训所的“并入”。

史料称，1936年底，1937年贵州成立有“贵州省卫生行政人员养成所[24][25]”，但该“养成所”已于1937年底结束[26][27],从时间上看，该“养成所”与学校成立无关联。

1938年6月，贵州还有一个初级公共卫生人员短期训练班开办[28]，按照当时的惯例，一个训练班培训周期一般也就数月，也明显与学校成立不相关。

据1940年2月27日民国贵州省政府委员会会议，“准省立贵阳医事职业学校开班经费由1939年度卫生人员训练所经费项下支给”[29],根据卫生署与贵州省卫生委员会签订有合作办法，该处所指“卫生人员训练所”，是否应是“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的简称？另外，经费项方与被支给方是否就存在改名或某种绑定关系？这个疑惑，或许可以从另一个实例中得到答案。例如，民国贵州省政府1938年6月28日第446次会议决定“卫生委员会初级公共卫生人员短期训练班开办费，准由禁烟经费项下支出”[24]。这是否能说明经费项方和被支给方并无“改名”“改为”或绑定关系，故认为仅仅是一种经费渠道使用方法。

总之，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分析来看，笔者倾向于认为BB贝博艾弗森前身“贵州省立贵阳医事职业学校”是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而非由某“训练所”改名而来。（作者：赵宪）

参考文献：

【1】贵州省数字图书馆：贵州省地方志全文数据库-贵阳市志全文库-贵阳市地方志-卫生志-第十章 大事记

【2】姬凌辉：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卫生人员训练工作述略，《民国档案》，2020.4

【3】施彦：抗战时期战地医护职业教育的发展——以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1938-1943年）为例，《职业技术教育》2015年第24期，

【4】贵州档案信息馆： 馆藏介绍，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1937.12-1946.5 全宗号：M116 ）

【5】吴晶、肖泰景：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闪耀红十字光芒的图云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官网2019年11月8日

【6】薛庆煜：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

《中国科技史料》第20卷，第2期，160-175

【7】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林可胜  中国军医教育体系创立者”

【8】赵永智：抗日战争中的陆军军医学校，《文史天地》2010年第07期，文史天地杂志社，贵州

【9】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历史沿革

【10】 龚纯：中华民国的卫生组织（1912-1949），《中华医学杂志》，1999年第19卷第2期

【11】张玲、司丽静：《中国近代医学社会史九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月第一版。

【12】网易-北京脉搏-“北京记忆丨旧卫生部组织的变迁”

【13】史继忠、陈本荣：《文化西迁到贵州 滚滚的文化潮》，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1日

【14】何战白：《回顾我走过的路》，贵州医科大学-党史学习教育网-校史春秋

【15】 贵州档案地方志信息网-全宗介绍-贵州省政府卫生处

【16】 蒋国生等：民国贵州省政府委员会会议辑要（贵州档案史料研究丛书之二），下册，第774页，下1048页，贵州人民出版，2000年5月第一版。

【17】 蒋国生等：民国贵州省政府委员会会议辑要（贵州档案史料研究丛书之二），下册，第775页，下1059页，贵州人民出版，2000年5月第一版。

【18】金大勋：回忆抗战时期的中央卫生研究院，《营养学报》2006年第28卷第2期

【19】沈其震：中央卫生院成立四年来的工作概况，《科学通报》1954年10期

【20】钱允中：近70年贵州医药卫生事业发展，《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

【21】程本礼：“解放前贵阳市的医疗卫生单位及医学教育”，《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22】蒋国生等：民国贵州省政府委员会会议辑要（贵州档案史料研究丛书之二），下册，第757页，下1031页，贵州人民出版，2000年5月第一版。

【23】蒋国生等：民国贵州省政府委员会会议辑要（贵州档案史料研究丛书之二），下册，第773页，下册1036页，贵州人民出版，2000年5月第一版。

【24】《贵州通史》编辑部：《贵州通史简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1.1

【25】蒋国生等：民国贵州省政府委员会会议辑要（贵州档案史料研究丛书之二），下册，第772页，下册1022页，贵州人民出版，2000年5月第一版。

【26】蒋国生等：民国贵州省政府委员会会议辑要（贵州档案史料研究丛书之二），下册，第773页，下册1025页，贵州人民出版，2000年5月第一版。

【27】蒋国生等：民国贵州省政府委员会会议辑要（贵州档案史料研究丛书之二），下册，第773页，下册1028页，贵州人民出版，2000年5月第一版。

【28】蒋国生等：民国贵州省政府委员会会议辑要（贵州档案史料研究丛书之二），下册，第773页，下册1031页，贵州人民出版，2000年5月第一版。

【29】蒋国生等：民国贵州省政府委员会会议辑要（贵州档案史料研究丛书之二），下册，第729页，下册1040页，贵州人民出版，2000年5月第一版。